《左传》有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其亡也，以民为土芥。”不要以为城管收缴了煎饼摊子的家什与自己无关，也不要把大国崛起看成是可以蔑视小民生计的理由。其实对于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小民生计的经济自由原则，和顾怜小门小户谋生艰辛的悲悯情怀。这些原则和情怀没了，我们的中国奇迹也就走到头了。如果我们要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公民而骄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繁华的都市和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出了多少进入世界排行榜的富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惜那些还挣扎在都市边缘的人，那些没权没势的人，那些父母背井离乡、孩子在乡间孤立无助的人。如果他们的经济自由不被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我们还会担心其他人的自由与安全吗？能够关注小民生计的国家，才是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的泱泱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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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峙与“经济铁幕”的风险---FTChinese
今天保尔森不客气了，特别是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发表演讲之后一天。这不是我熟悉的保尔森辞令，而是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咄咄逼人的“忠言逆耳”，或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综合来说，保尔森的观点是具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但与我们习惯看到的“中国的老朋友们”的多重包装、柔软中听的“外交辞令”有别。我在会场问了这次论坛的一些“大咖”，看他们是否和我一样惊讶。大多数与会人士对保尔森的直言不讳和清晰论点击节赞赏。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的朋友，不应该把保尔森的讲词视为被白宫鹰派“黑化”的结果，也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中国的老朋友“倒戈”。
他与中国的渊源长达30年，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建立关系：首先是以银行家身份在1990年代初前往中国拓展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帮助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来又以高盛CEO身份造访中国不下70余次；2006年，他成为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并启动了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
尽管如此，保尔森批判中国目前的方向毫不留情。美国在促进中国加入WTO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在中国加入WTO已17年后，中国仍然没有对外开放竞争。中国保留了合资要求和所有权限制，使用技术标准、补贴、许可程序和监管作为对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壁垒。在中国加入WTO近20年后，“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认为WTO体系需要现代化和改变的原因。而我也同意。但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有影响力的声音主张中美经济‘脱钩’，特别是与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这将造成供应链的破坏。这些论点不会很快消失。”
虽然许多人将这种转变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但保尔森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中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各方的共识是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的战略挑战，而且以美国的利益为牺牲品。
保尔森的论调呼应了白宫对华鹰派的观点。反讽的是，在白宫鹰派看来，像保尔森这样的“中国的老朋友”主张与中国的互动，正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威胁和战略性违规行为。保尔森在演讲中表示WTO未能改变中国歧视外国企业的行为，因此支持特朗普采取的强硬态度，然而同时他也反对鹰派主张两国必须“脱钩”的观点，认为这是使美国陷入孤立的下策。
保尔森对于中国是否遵守入世承诺的评估，显然与中国官方的立场有别，使我不觉想起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AIG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8月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标题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友好建议：除非你做出回应，否则你不能期望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款”。这封公开信的笔调很令人惊讶。格林伯格可以算是“又红又专”的“中国的老朋友”。AIG的前身是一家在上海起家的公司，格林伯格对于这个地理渊源一直十分自豪。AIG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在人寿保险外资企业持股限制上享受量身定制的“AIG特殊优待”。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展示中国古董，公司纽约总部雇有负责处理与中国政府关系的专员。他是与基辛格同样的“中国铁杆粉”。
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建立了贸易壁垒，以建立其新兴产业。出于战略原因，这对美国等外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于中国的巨大潜力，外国公司对之忍受。现在，中国的官僚机构、政府政策、充满障碍和延误的监管程序、结构性障碍、例如政府机构因强迫提前退休而导致的更替，以及中国官员的心态，都存在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这一切都需要改变。当中国不愿意回应时，中国不能指望在国外市场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有权提升公平竞争力。中国不再需要与经济发展初期相同的优惠条件。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深化改革？保尔森建议从三个方面做起：第一，竞争改革，允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允许中国私营企业以同样的公平原则与国有企业竞争。第二，加强市场的作用，成功的公司必须以商业形式运营，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或特工，让它们依照市场推动关键决策，回应市场的信号，而非政府的信号。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结束强制技术转让的政策，并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加强保护知识产权。
麦健陆说，根据他的了解，这份讲稿是保尔森的力作，他全程亲手动笔，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非常焦灼，因为决定不再以外交辞令打掩护。
我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闭幕前遇到了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前高盛总裁）。他曾属于特朗普幕僚中的“鸽派”，与白宫鹰派围绕关税策略斗争失败后辞职。科恩对我说：“保尔森所说的，我完全同意。”
How Folklore Could Really Kill a Believer: Sleep Paralysis Folklo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SUNDS
Before we had the means to explain the brain and mind, the natural response to unprecedented and seemingly unexplainable events was to understand them through… mais 667 palavras
Symptoms of Sleep Paralysis and Gendered Experiences
Sleep paralysis is often used as a “naturalistic explanation for paranormal or supernatural phenomenon” (Parker). This is understandable when considering the symptoms; Feelings of terror, unusual sensations and noises (such as pressure on the chest or difficulty breathing), the sense of a presence in the room, and feelings of assault are common. mais 264 palavras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婚礼---FTChinese
尊重并捍卫生命和自由应该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然而，每当小马回想起列宁所缔造的苏联沦为依靠暴力和谎言维系、以社会主义为外壳的专制政权时，心里都无比难受。他痛苦地发现，马克思主义教条成为苏联统治阶层对压制和奴役行为合法化的工具。
他绝不希望中国重蹈苏联覆辙。他把自己的婚礼演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荒唐时代的怒吼，呼吁中国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人显然更愿意回归餐桌。的确，对于腹中饥饿的我们来说，菜碟上皮苏肉嫩的烧乳猪和爽口弹牙的鲍鱼无论如何更吸引人。体制对普通民众有着极为准确的了解。
数量庞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除了论证“中国经验”的合法性，似乎难以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界做出原创性贡献。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家除了批评西方理论的局限性，最高成就是使得国际学术界接受“中国模式”成为发展问题的独特案例。
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刻意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们清楚这是“中国模式”合法性的来源。如果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中国的发展，我们或许会沮丧地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究竟被谁瓜分？
暴民政治的历史渊源---FTChinese
卢梭发明了一整套的理论，强调集体意志，强调个人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利益，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卢梭看上去在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实际上他影响最大的理论是集体意志决定个人行为。马克思和列宁都大量学习了他的这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绝大部分理论论述，都基于卢梭的理论。
原本就深深扎根中国历史的暴民政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总结中国历史时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没有革命。因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暴力造反，其目的都不是改变社会，而是改变皇帝。要么为的是打倒在位的皇帝，自己做皇帝；要么图的是被皇帝招安，然后升官发财。在后者，暴行针对的是所有皇帝的敌人，甚至包括外国人。
但是，文化革命的暴民政治与义和团的传统暴乱有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革命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极权主义制度下长期系统培育的，并且由领袖择机煽动起来的。
